人造“圣君”李世民

爱惜民力的明君？不，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修筑宫殿，搞到百姓怨声载道。在他眼里，百姓不过是不找点事给他们做就会惹事的贱骨头罢了。

　　“爱民”帝王滥用民力百姓苦不堪言

唐初，李世民反复说要以隋亡为鉴。曾几何时，劳役是在不断加重，出现了“供官徭役，道路相继，兄去弟还，首尾不绝。远者五、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无休时”，“徒行文书，役之如故”的紧张局面。包括来自边远地区在内的各地劳苦大众。自带粮食长途跋涉几千里来京服役。在李世民执政期间，兴修了诸如乾阳殿、洛阳宫、永安宫，飞山宫、襄城官、翠教官、玉华宫，九成宫和北阙等大批宫殿，即以修得较小而又比较草率的汝州(河南临汝)西山襄城宫而言，役工达一百九十万。造成“一人就役，举家便废”的惨象。因此，有人当面指责唐太宗，“役疮痍之人，袭亡隋之弊”作飞山宫时，“恒差山东众丁”，“怀(河南沁阳)、洛以东，残人不堪其命。何况这一时期，兵役屡兴，太宗本人又不顾农忙与否，喜欢校猎游乐，为此缮桥治道，起码使役一、二万民工，它同样是要严重妨害农事的。（摘自《唐五代赋役史草》，作者：张泽咸，出版：中华书局）

控制户籍：为征发劳役固定百姓身份

力役征发以人丁为本，因此，官府需要准确地掌握全国人丁数。户籍编制的好坏。对于赋役征发、特别是力役和兵径的征发，显得异常重要。那时，全国各地每年要造一次计帐，登记户内男女、老小，人口和田产的数目，有如《新唐书》卷五一《食货志》所说，“具来岁课役，以报度支”。每年夏历十月三十日以前，各地要上报计帐。但人口是会时常变动的，为了及时掌握变化情况，乃规定各地每隔三年要重新编造一次户籍，每次从正月开始工作，三个月内造籍结束。一式三份，一份呈报中央尚书省，州和县各留存一份。造籍时，特别注意丁男不能脱漏，严禁“诈冒隐避，以免课役”。唐律对有课役而逃亡脱户的人要惩办重罪。长安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户高丁多之家别籍异居。“苟为规避”，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课丁数。个别时期延长中男年龄和推迟成丁年龄，扬言是为了“优民”，揆诸实际，不难发现“已役中男，重征丁课”。看不到人民有何受益之处。（摘自《唐五代赋役史草》，作者：张泽咸，出版：中华书局）

李世民不小心说出真心话：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

贞观十三年，魏征在进谏时说:“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，而且还振振有词，说什么'百姓无事则骄逸，劳役则易使'，这是什么歪理！”从早年的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一路走到今天的“百姓无事则骄逸，劳役则易使”，孰真孰假？哪个是表演，哪个是真言？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，九成宫、大明宫、飞山宫、襄城宫……也正同时破土而出；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，他又下令将其摧毁；襄城宫同样被摧毁，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。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，哪一场属于表演，哪一场属于真意。（摘自《百家讲坛》2009年10月（红版），作者：谌旭彬，原题：《贞观之治: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》）

李世民纵死囚的故事家喻户晓，在这个故事体现的却是李世民的大唐严密的社会控制。在这背后，是好大喜功和控制百姓的国策产生出的招徕外国人，却封锁本国居民的怪胎式“开放”。

　　纵囚大戏：唐太宗户籍制度森严堪比暴秦

“死囚四百来归狱”，事在贞观六年（632年）。《新唐书•刑法志》记载：“六年，亲录囚徒，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，纵之还家，期以明年秋即刑，及期，囚皆诣朝堂，无后者，太宗嘉其诚信，悉原之。”王夫之以为，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，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，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，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，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，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，要想逃出去，几无可能。死囚们既无处可逃，又无处可藏，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，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？（摘自：《洗脚上岸读历史》，作者：田夫，出版：华夏出版社）

控制严密：唐太宗时高僧玄奘取经只能靠偷渡

唐代法律明文规定，凡是要通过边界关境者，一律得持有地方政府发放的通行证——“过所”，方可“度关”；出边塞逾月者，只有更换政府发放的“行牒”后，才继续有效。否则，出行者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。这种情况，与“关已西，诸国兴贩，往来不绝”形成了强烈对照。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（627－649年）年间已经是以“天可汗”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，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，仍然“禁约百姓，不许出蕃”。所以，当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玄奘将要西行取经的信息后，立即勒令其返回长安。玄奘西行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，而其顺利通过唐代边境，则实属侥幸。这不只是唐初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权宜之计，而是有唐一代的基本之国策。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，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，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。一些时候，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，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、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。从整体上看，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、中外文化交流，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。（摘自：《社会科学》1989年第2期，作者：魏明孔，原题：《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》）

大唐开放？对外国人开放与控制国民对内封闭形成的幻觉

由于受唐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的影响，唐代的对外政策往往逃脱不了历史的窠臼，只是敞开大门迎接外籍人前来“慕华”、“奉进”，与此同时，却严格封闭边境阻止本国居民外出从事正常的经济、贸易乃至宗教等活动，这严重影响了本国人的视野和意识。在如此广泛的联系中，主要是外籍人来华的活动，而本国人尤其本国一般居民的外出则是非常少的。由于唐代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基于政治影响考虑的，对于本国居民的严格控制是其基本国策，这样唐政府自始至终对于本地居民严禁外出，即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对内封闭。唐代的对内封闭，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，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，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“天可汗”地位以及保持“天可汗”的余威，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。其实，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，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，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。（摘自：《社会科学》1989年第2期，作者：魏明孔，原题：《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》）

“贞观之治”成为涂抹李世民“圣君”脸谱的重要一笔。只是这种大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出现，不过是历史的必然，却被贪天功以为己有。

　　贞观外宾说实情：城邑萧条不可与隋比

当时的国际友人、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，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，根本比不上前朝，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往吾入朝，见秦、陇之北，城邑萧条，非复有隋之比也。”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，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，麴文泰沿路所见，却是“城邑萧条”。终李世民一生，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，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。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，“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，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。”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，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。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，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。（摘自：《洗脚上岸读历史》，作者：田夫，出版：华夏出版社）

“治世”描绘有蓝本：前代就有相同的类型化“之治”模版

《新唐书•食货志》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：“至四年（即贞观四年），米斗四五钱，外户不闭者数月，马牛被野，人行数千里不赍粮。”就是说，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，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，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。其实，贞观之治的由来，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，也就是说，“盛世”造假，早有人为之。所谓的贞观之治，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。晋人干宝在《晋纪总论》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，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：“牛马被野，余粮栖亩，行旅草舍，外闾不闭，民相遇者如亲，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。”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。如此的太平盛世，却是不三代而亡，这牛皮未免吹大了，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《晋书》时，要弃干宝的《晋纪》如敝屣了。（摘自：《洗脚上岸读历史》，作者：田夫，出版：华夏出版社）

“贞观之治”实质：战乱后恢复性增长遭贪天之功

从秦汉到隋唐，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，6000万人口，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。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。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，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，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。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，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，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，自然，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。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育。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，到贞观八年（634年）前后人丁繁庶、家给人足的“盛世”的到来，恰恰不过二十来年，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。伟大的贞观之治，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。在这个幅员辽阔、苦难深重的国家，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，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，不管他是谁，“盛世”都不会爽约。（摘自《百家讲坛》2009年10月（红版），作者：谌旭彬，原题：《贞观之治: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》）

李世民人造成“圣君”的过程，就是用垄断信息编造历史的方法，用假仁假义去涂抹掩盖当权者肆行私欲之实的过程。

　　涂脂抹粉从修改原始档案垄断话语权下手

中国修史的制度，到唐太宗完成了一大变。以前修史，或是个人的私学，或是史官的家学，至隋文帝禁绝私史，并无实效，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，垄断了档案，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。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，要形成一种声音，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，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功夫。吴兢是唐中宗、玄宗时的史官，见过一些档案。他编的《贞观政要》，是给皇帝的政治教科书。他抬出贞观政治，作为一种样本，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。但离实际的政治，差得就十分远了。只是《贞观政要》中有许多漂亮的例子，漂亮的话，不妨记下来，随时取用。（摘自《瞭望东方周刊》2010年07月23日，作者：刀尔登，原题：不读《贞观政要》）

朱熹眼中的唐太宗：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

朱熹同样执公私之准绳，却得出了霸者无德的相反结论：“太宗诛建成，比于周公诛管蔡，只消以公私断之。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，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。”“(史臣赞太宗)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，致治之美是德。自道学不明，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。以圣门言之，则此两事不过是功，未可谓之德。”(《语类》卷一三六)这里，功与德是有严格区分的。霸者虽有“除乱”“致治”之功，但不能因此许其有德。有德与无德，不必于功业之迹上费力摸索，只须于公私义利之心上直接辨认：“尝谓‘天理’‘人欲’二字，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，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。”““老兄视汉高帝、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，果出于义耶?出于利耶?出于邪耶?正耶?若高帝，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，然已不可谓之无；太宗之心，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。”(《朱熹集》卷三十六，《答陈同甫》六)如果一味求之于迹而不察其心，反而容易混淆其功业的性质，陷于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泥潭：“若以其能建立国家、传世久远，便谓其得天理之正，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，但取其获禽之多，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。”（摘自《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——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》，《中国学术》2003年第2期。作者：赵峰）

李世民“圣君”形象的形成，是充分动用了帝制时代政权对信息的垄断和对历史的解释权力的“造神运动”。用这种方式给皇帝画上浓重的脸谱，如此将私欲的张扬套上假仁假义的外套，李世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，也是最成功的一个。在他身后，后世帝王们依样画葫芦，塑造出一系列“大帝”“千古一帝”来。也为国人心中浓重的明君情节画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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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高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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